朱门何足贵,未若托蓬莱—杨的六朝情结

Bucock

朱门何足贵,未若托蓬莱

————杨的六朝情结

杨的一生,对于银河历史的影响不可忽视,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时代,浪尖上的人物他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在他“跌宕起伏的华丽经历”背后,究其本性,我们见到的却只是一个慵懒闲散、无欲无求、偶尔发发政治牢骚和梦想着退役的黑发青年,而这种随性,恰恰就是杨的人格魅力所在。

假若穿越千年的时光,将杨的灵魂放置在历史的大坐标中,我们就会发现,曾经有这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群人,闪耀着与杨同样的光芒,用田中式的发言,就是:就精神回路的层面,他们是孪生兄弟。”他们所倡导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那个时代,这使得他们在后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如果能够原谅我比喻比重失当的话,那么那个时代,几乎可以被称之为杨的时代,因为那时生活着的,都是与杨是如此之象的一群人

这个时代,就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也就是所谓的六朝时代;而这群人,就是被称为魏晋名士的隐士们。

魏晋六朝文人,因为欣羡老庄玄学彻底的隐士行为理论化,一向希企洒脱的隐逸之风,超然绝志的“隐居”,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从早期“岩穴多隐逸,请举求吾师”的嵇康,到 “感叹“平生协幽期,卑位代躬耕”的谢灵运,甚至连高居东晋相位的谢安,也爱念叨着隐归东山的志向,更不要说那位后世号称“古今隐逸诗人之祖”的陶渊明了。

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心神超然无累的境界,说的俗一点,就是所谓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椟之劳形”,没那么多麻烦与罗嗦的恬静生活。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有“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两句,若将其古朴的辞藻去掉,再重新以另外的一些词装饰其逻辑骨架的话,所得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我对升职没有野心,只要能够顺利地拿到退休金安心退休就好。”

超越数千年和数千光年的时空,一个年轻的英雄发着和他血缘上的祖先同样的牢骚。不知道田中大神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自觉,但渗透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出世”思想的确是被杨文理继承并且强烈地散发出来。

甚至于陶渊明所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也与杨梦想中“白兰地与历史书,就这样过着靠退休金度日的生活。在日光室中放着一把大摇椅,连吃饭的时候都坐在那里读书,静静的,就像是椅子的一部分似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了“的退休生活是何等的相似与悠闲。杨的个人倾向,是寻求安逸恬静的生活,对于历史的爱好,一方面是兴趣使然,一方面也或许是由于历史研究“不问世事”的好处所在,在宇宙时代,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遁世”、“隐居”。书房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山林生活,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是一位“不问世事”的隐者,起码他是这么希望的,而且在一次又一次惨烈的战争中,这样的愿望就愈加强烈。

在要塞对要塞一役结束后,有一段话是如此描述杨的:“他非常的疲倦,胜利总是使得他非常地疲倦。” 熟知杨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所震撼,而为他所痛惜吧。

同样的矛盾,也同样显示在六朝的隐逸之士们身上,从三国鼎立开始,司马篡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南渡,加上政治世界的黑暗腐朽,如此的现世背景,正是逼迫隐士们归避山林的真正原因所在。魏晋名士隐逸风行,除了追求所谓“超然随性”境界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为了避祸。杨所身处的自由同盟,也是同样的情境,外则帝国纷争不断,内则腐败政客横行,从杨无数次对同盟现状的负面评价可以看出,以他的政治清癖,是无法容忍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而他的消极性格又注定了他与革命家无缘,如此一来,便唯有隐居一途,落得眼不见心不烦便罢。如是观之,杨的“出世”倾向,虽然是疏懒的个性使然,但恶劣的现实环境未尝不是助因之一。回想陶渊明因为厌鄙时政,接绶去职,不为彭泽令的情景,与杨在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后递交辞呈的心情,应该是能够互相印证体会的吧。

在杨回国接受审查的途中,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巩固国防之途有二。拥有比敌国更为强大的

军备,此为其一;其二,利用各种和平的手段,与敌国相安无事。前者较为单纯,而后者则因权力者不同,方法巧妙亦各有不同。但扩充军备与发展经济互为反比的关系,则是近代社会形成以来的不变法则。己国增强军备,敌国势必亦然,陈陈相因之下,各国偏重于军事扩充,造成经济及社会极度畸型发展,国家因而崩坏。由此观之,‘国防’也正意味着国家的灭亡,这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讽刺现象。”

再来看老子在《道德经》八十章所言:“小国寡民……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这里所描述的“虽然有甲兵,无所陈之”,恰恰就是杨所期望的那种捐弃军备竞赛的另一种说法。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其实就是国家的集体“出世”,这自然有些荒唐,但究其精髓,与杨一直希望的那种完美的社会,却有着天然的联系。六朝隐士多奉老子为圭臬,自然也将其隐逸精神全盘继承下来,而杨有隐居倾向,或许与他这种与老子相似的理念,有着相当的关系吧。虽不能据此便说杨是老庄信徒,但无论他的行为还是思想,的确有很多都是与老子暗合的。

因此,继承自同一类精神的杨与六朝隐者,让人感受到同样的气质与风范,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六朝的隐者之风是洒脱的,随性的,却也包涵着对现实的无奈与矛盾,若要用一种色彩来表达,莫如淡淡的蓝色,清新、洒脱,却有着淡淡的忧郁。而杨,不过是将这种蓝色变的更浓罢了。

横跃千年的岁月与几千光年的距离,精神的相通也并非绝不可能,轻吟“归去来兮胡不归”的,毕竟不只是五柳先生一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