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百合少年 (2)

巴拉特自治特区研究之二

——悲剧的百合少年

巴拉特自治特区是皇帝莱因哈特浪漫主义的结果，若是客观评价的话，此举是典型个人意志凌驾政治思维之上的畸形产物。皇帝莱因哈特此举是否失当，姑且不论，能够巧妙地利用皇帝的这种浪漫情怀来获取常识以外的利益，尤里安·敏兹这个人的确是有杨的遗风。

尤里安·敏兹这个人做为杨的被监护人，无论行为还是思想都深深打上了“杨”的烙印。罗严塔尔叛乱期间，八月政府对于是否允许帝国军通过回廊的问题进行讨论时，尤里安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是杨提督，会怎么做。”换言之，尤里安所努力的目标，是极力模仿杨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努力去做一个“小杨文理”罢了。（关于尤里安是否该形成自己独立人格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杨的思想，简而言之就是政治洁癖，勉强可以算作是一个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他所期待的，是一种完全按照民主精神行事的理想社会形态。就如同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现实中实验出的结果，永远都与理想环境有所误差。完美民主这种理想状态只能生存在理论的层面，付诸于实践的话，则不得不因为现实的各类状况而有所扭曲。杨一方面醉心于完美民主理论，一方面对丑恶的现实政治不满，拥有洁癖的他无法容忍理想与现实的误差，然而“小人得志”的事实却总是摆在面前，这就是杨的矛盾所在。所幸的是，杨并不是上位者或者革命家，再加上他本身的陶渊明式“遁世”倾向，使得这个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对于杨的人格并没有多大的冲击与影响。

但是，全盘继承了杨这种精神的尤里安却不同，因为他是巴拉特自治政府的实际掌权者（花瓶菲的资质只能背诵演讲稿而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身上激化的程度也就格外的大。杨不过是一介提督，可以完全不问政治，看到特留尼西特演讲就转台，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但尤里安不行，因为需要做演讲的正是他本人，他就是上位者。

如十九世纪欧洲某位政治家所说，政治全都是肮脏的。无庸讳言，这是个黑色的事实，“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与敌人”，这不是政治家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政治活动本身所固有的生存法则。本着“人性本恶”的观点，一旦涉足政治，就必须与这种行为妥协。否则只靠理想主义将无法生存，从宋襄公、岳飞到汉尼拔、巴顿，都是落入了“唯道德论”或者“唯军事论”窠臼的现实牺牲品。

就巴拉特政府所处的环境而言，对外需要与心怀敌意的帝国折樽冲俎，对内需要跟民主主义分子、大财阀以及各种势力进行统合安抚。面对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上位者需要具备高超的政治平衡技巧以及政治手腕才能够将政府维系下去，可不是简单热诚地说一句：“为了民主的生存，需要您的一份力量”就可以成功的。讽刺的是，如果宇宙中有人能在如此环境下游刃有余地生存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理想色彩浓厚的天真之杨，而是以反面批判角色出场的优布·特留尼西特。

尤里安的悲哀就在这里，他必须将巴拉特政府维持下去，而维持政府的基础，却是特留式的政治手段。我在前一份研究里也说：“继承杨政治洁癖与理想主义的尤里安与必须模仿特留尼西特才能生存的残酷现实中的尤里安，这也是其个人无法调合的矛盾。”

这个矛盾其实在八月政府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一贯厌恶虚名的杨的画像，还是与国父海尼森的画像并列公开摆放出来，以号召民众的支持。菲列特利加与尤里安的心情是“对不起，让你在天堂里还要工作”，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他们对现实的无奈妥协。巴拉特政府时期的政治环境，不过是将这种矛盾扩大化，也就意味着尤里安必须要做更大的妥协。

巴拉特政府里的尤里安，就象是是坐在一艘遭遇暴风雨，满载名为“理想民主”黄金的船上，他的选择就是：要么将黄金全部舍弃，使得船一文不名地漂浮着，要么紧紧抱着黄金沉入海底，变成价值连城地尸骸。

若是尤里安想做为民主殉死的烈士，那么自然可以一了百了。只要他还想让这盏明灯闪烁下去，这种矛盾势必会长期存在，并深深地影响其人格的成长。环境造就人，正如田中芳树所说：“即使是所谓的英雄，也并非是任由自己的意愿去开拓历史，更多的他们是只去顺应环境的必然性罢了。”这句实在是对左右为难的尤里安最好的诠释，，

“自己的意愿”与“环境的必然性”两下该如何抉择，或许这个昔日老爱用崇拜的眼光注视杨文理的小孩子，终究会蜕变成为老练如特留尼西特般的政客呢。在结束完一天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后，他躺在床上，才褪去职业性的微笑面具，长长地叹一口气说：“杨提督，对不起……”

百合花所绽放出来的，恐怕是一朵黑色的郁金香吧。

多余的话：同理可证，也许特留尼西特本人也是一位如尤里安般善良的少年，只是现实无奈罢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