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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芳樹的《君王論》 [楊威利Jr]

田中芳樹的《君王論》

楊威利 Jr 2002 / 03


 

  無論是以真實歷史為骨幹的作品,還是純創作的架空歷史作品,田中芳樹都經常在其作品中提出自己的政治思考和主張。除了討論共和制度和帝政優劣之外,當故事中有著「國王」或「皇帝」這個角色的話,田中更會透過這故事來主張其「君王論」。田中在那個他自己所創造的歷史洪流中,除了是執著眾生生殺大權的大神外,更可以說是一個《King Maker》遊戲的創造者。
  在現實世界的政治哲學中,有三位相當有名的歷史人物。一個是主宰了中國政治逾二千的儒學的先驅──孟軻;一為歷代中國皇帝都暗地裡實踐的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而最後一人,則是在文藝復興時代誕生於義大利佛羅倫斯的馬基維利。

  當然,要將田中芳樹與這三位歷史人物相比自然無法比較。這篇文章,其實是希望透過田中芳樹的作品及其中提出的主張,分析到底田中抱持的政治哲學是什麼,傾向的是哪一家。在下面的篇幅,筆者將會為各位解說田中芳樹對帝王政治作出的評論,對於何謂「帝王」,及作為帝王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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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哲人簡介

  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是一個令人嚮往的繁華時代。米開蘭基羅、拉斐爾、達文西、但丁等名字,構築了近代歐洲宏富的文化底蘊,成為後世學術發展的先導。那時候的意大利佛羅倫斯,出了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學者,並在政治哲學的歷史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他的名字就是:尼科洛.馬基維利(Nicol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其他人能像他一樣聲名狼藉。人們從他的姓名鑄出了騙徒(Knave)、狡猾欺詐(Machiavellian)、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等描述詞,更有人說「從他的名字鑄出了魔鬼的同義字」。馬基維利一生的著作共有四部:《共和論》(即《論李維羅馬史首十卷》)、《戰爭的藝術》、《佛羅倫斯史》,及最早期的,也最影響深遠的《君王論》(The Prince, 1513)。馬基維利之所以如此聲名狼藉,便正是因為此書。

  在指導君王統治之術的《君王論》中,其中心論旨乃在於闡明一個君王如何才可取得權力、鞏固權力,並且如何運用這些權力。他提出了理想的君王必須「勇猛如獅、狡詐如狐」。統治者的責任不同於一般人,應該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達此目的,採用任何手段都不算罪過,政治無關乎個人道德。他提出了以威權、法律和暴力來統治的政治理論,主張君王雖應具備美德,但卻要懂得在必要時拋棄道德枷鎖,不惜為惡。他認為君王如堅持以行善為己任,不僅不能成大事,更必會被摧毀。因為他認為人性本惡,如果君王仁慈,只會讓人民逐漸產生輕視之心,會不停挑戰君王的容忍限度,最後只會不利於國家。

  他將「政治」視為一種獨特學問,把它從倫理學中分離出來,因而成了政治學的開山始祖。不過,也由於他這種驚人的論點,後世人一直把他形容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惡徒。1559年,教宗甚至宣佈他的作品全部成為禁書,善良的基督徒不可閱讀。數世紀以來「馬基維利主義」成了權謀霸術的代名詞。後人咒罵他,卻又暗地裡學習《君王論》中的統治技巧。其實,馬基維利生前是個官場失意的人物,也並未將自己定位為政治專家。他常以「歷史學家、喜劇作家、悲劇作家」來署名,著作種類豐富,只不過《君王論》較受後人注意罷了。

  雖然馬基維利提出了這種為道德家所垢病的君王治術,但出乎意料地,他卻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馬氏曾在佛羅倫斯擔任第二總理十四年,更在寫了《君王論》四年後,寫下了另一著作《共和論》。這是一本研究古羅馬共和國的歷史塈政治哲學書籍,其主論是如何讓共和國步上強盛之道。人們對馬基維利的厭惡,乃在於人們對他的了解大都源自《君王論》,而忽視了他在《共和論》中所宣揚的共和和自由的信念。這是否代表其言論在相違之處?不然。《君王論》旨在指導君王如何完成王業而獲致榮耀;《共和論》則以羅馬為範例,探討城邦達到強盛之道。撰寫《君王論》,是為了早日促成義大利的統一,但其骨子裡卻認同共和國的優越性。有研究馬氏的學者便謂(略述):「僅想稍微接觸馬氏的人應該讀《君王論》,但想要了解他的思想與態度的人便應該從《共和論》著手。……..馬氏堅信共和國的優越性,可是認為在當時惟有以君王的手腕才能解決政治的難題(統一義大利)。」

  馬基維利可談的東西很多,但這已逐漸脫離本文的範圍,故暫且在此打住,在下文在另作探討。

  相對於馬基維利主義,二千四百年前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亦有兩位影響深遠的政治哲學家,此即為韓非子和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人,約生於公元前372年,死於公元前289年。受業於孔子的孫子思,繼承了曾子與子思的門派。孟子幼年喪父,生活在窮困的環境下。在母親嚴格管教下,孟子勤奮學習,成為繼孔子之後最具影響力的儒家學者。曾遊說齊、魯、宋、魏等國的諸侯,但諸侯都認為其學說不合時宜而不予採用。在這情況下,孟子放棄諸侯給予的優待離去,教授門徒,著書立說,傳於後世。

  孟子的學說以「仁」、「義」為主導思想,是性善論的提倡者,可以說其全部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孟子認為,統治者與普通人一樣,也有「善」的本性。統治者只要把這種善心推廣開來,便能使天下實現仁愛,到那時,戰爭、偷盜、搶劫、殺人、放火等壞事都不會有了。孟子稱這種理想的社會的狀態叫做「仁政」。在政治哲學上,孟子提出了以德育治國的王道政治思想,也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重視民心,得、失天下,關鍵都在民心向背上,認為君主應善待人民,信守信義。更重要的是提倡了人民有推翻暴政的人權思想,謂:「殘賊之主,臣民皆可誅之」,是一種理想化而又強調階級制度的治國思想。這種理想的君王治國思想,在田中芳樹的書中亦可看見。

  韓非,約生於公元前298年,是韓國的諸公子,與李斯同授業於荀子。法家學說到了戰國後期,已成為一股後起勢力,韓非捨先人之意,加以發揮,構成一套完整的學說。韓非為戰國法家的代表人,其思想淵源複雜,既源於法家的前期人物:申不害、商鞅、慎到,亦有源於其師荀子,也有一些源於道、墨二家。韓非是集法家學說大成者,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結合起來,認為三者不可偏廢。此三派,為韓非學術之直接淵源。韓非學術以此為基礎,並加以發揚。

  在政治哲學上,韓非繼承了荀卿性惡論和「禮治」──以制度治國的思想,更推上一層,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以明確清晰的法律來治國。韓非的思想和後來的馬基維利思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樣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相信性惡論,重視法治、君王的權勢和御人之術,也認為像儒墨這種倡仁義兼愛的傳統道德思想雖然理想,但卻對治世毫無幫助,甚至只會使世情更亂。重視法治的思想,便是用一種賞善罰惡,讓人民害怕被罰而守法,而非以德育,讓人民愛戴君王來治國的思想,亦跟馬氏認為,讓人民懼怕君王比讓人民愛戴君王更使社稷安定的思想相近。法家哲學的基礎,就在於其黑暗的人性觀、變化的歷史觀、重國的價值觀與致強的國家觀。這些基礎的思維,使韓非所述的法術勢三者得以建立而不覺其刻薄寡恩。

  相信韓非和孟子二人已為大眾所熟識,為免大家不勝其煩,故在此輕輕帶過,不作詳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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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三位政治哲學家稍作簡介後,相信各位對這三人的思想有一認識。抱歉要各位消化這些既長且未入主題的背景資料。但這些資料卻具有其必要性,好讓各位能對三人的思想有基礎的認知。以下篇幅,將會以這些思想為基礎,闡釋和研討田中芳樹的君王哲學。

超然的旁述、王者和王者之師

  田中芳樹對於何謂「帝王」,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筆者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田中芳樹的作品有一特色,就是喜歡「文以載道」,多次藉其作品來對帝王政治作出評論,也不斷提出作為帝王的「必要條件」。

  但田中芳樹談的君主論,並非每次都單純像《銀英傳》,以一種相當「硬銷」的直述方式來申述其主張。田中芳樹亦透過君主、王者本身的言行,不斷造出一些正反的例子:如《亞爾斯蘭戰記》便是藉亞爾斯蘭作為正面例子;《紅塵》藉金國君主完顏亮作為一個反面例子,而《銀英傳》則藉新舊王朝來說明田中的「帝王」主張。除此之外,田中除了在書中各君王的行為上「演繹」他的君主論外,更藉由一些「王者之師」的角色,將一些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論述說出來,強化其主張。這種作法,就如一種「身教」和「言教」並行的「王者教育課程」,以王者的言論和行為(身教)間接地演繹田中的君王理論,也以一個「王者之師」的角色,透過其口(言教)來宣揚田中相信的治國之道。當然,田中同時亦以一種超然的全知角度,像《銀英傳》和《創龍傳》那種直銷的方式闡釋其觀點,但這已隨著田中的筆鋒日益圓融而逐漸減少,演變為剛才那種間接的方式了。

正面的王者.反面的王者

  《亞爾斯蘭戰記》是一套充滿浪漫英雄主義的作品,主角亞爾斯蘭的成長、成就,正是田中以一個正面的方式演繹自己的君王論。亞爾斯蘭的愛才、惜才、納諫、關切人民,便是田中的君主論的具體表現。同樣的,《銀英傳》中的萊因哈特,他重視人才、重視公平施政、反對貴族暴虐,這些也是一些「田中氏君主論」的表現。《紅塵》的完顏雍亦是一樣,他的儉樸、勤政愛民、仁慈的施政,也是田中的政治主張的正面演繹。

  相對而言,同樣在《紅塵》中的完顏亮,便是一個反面的演繹。他的暴虐、奢侈於己、吝惜於民眾社稷、好大喜功、不守信義,最後使他被士兵、人民、部下所唾棄,這就是田中藉一個反面例子,說明反王道而行的施政,只會讓君王步向滅亡。同樣的,《奔流》中泯滅人性、猜忌賢臣、寵信奸佞的東昏侯蕭寶卷、《風翔萬里》中好大喜功、不理人民和士兵死活、殺害諫君的隋煬帝,亦是一些反王道而終致滅亡的反面例子。

  而《銀英傳》中代表了腐朽的高登巴姆王朝,便更加是正與反的好例子。「晴眼帝」馬克西米利安.尤謝夫二世的善政,和「流血帝」奧古斯都二世的暴虐,便正是王朝昌隆與衰頹的關鍵,也反映出「正」與「反」王者的成敗。

  但這種「身教」形式的闡釋,並不能將田中芳樹的「君王論」一一演繹,為了將他的主張更完整的闡釋,除了用硬銷之極的旁白外,便要用下面提到的「王者之師」。

王者之師

  除了以一種類似「身教」的方式申述其君主論外,田中亦藉由一些「王者之師」的角色,將一些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論述說出來,強化其主張。但這種「王者之師」的角色並非千篇一律相同,有些是擔當王者的啟蒙的角色、有些是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亦有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輔助角色。這種角色有個共通點,就是千錯萬錯,一定不是這種角色的錯。「太傅永遠是對的」,這就是共通點。

  這個「王者之師」的角色,在《亞爾斯蘭戰記》的話應該是那爾撒斯,而《銀河英雄傳說》中自然非奧貝斯坦莫屬。並不僅是因這兩個人都是聰明人物,而是由於這兩個居於幕後的人物,其實擔負著培養主角的艱巨任務。筆者將這「太傅」角色歸納為三類:一種是擔當王者的啟蒙的角色,如《亞爾斯蘭戰記》的那爾撒斯;有些是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如《銀英傳》的吉爾菲艾斯;亦有如《銀英傳》的奧貝斯坦般,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輔助角色。

  第一種是最傳統的太傅角色,以那爾撒斯為代表。那爾撒斯在《亞戰》中除了擔當軍師外,還擔當了亞爾斯蘭和耶拉姆的導師。但這種太傅角色並不限於此,在《紅塵》中的金兀述(宗弼)亦擔當了完顏亮和完顏雍的啟蒙導師,雖然二人成為天子是後來的事,但在這角度上他仍然是屬於這種角色。這種角色在小說中的職責是,以一種說教的方式向皇帝進言,或是皇帝的回憶,從而成為田中的代言人。

  第二種是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以吉爾菲艾斯為代表。大家可能會問,吉爾菲艾斯算是「王者之師」的角色嗎?筆者想強調,這「師」字並不是單指師生關係,而是取決於跟王者有沒有意見的交流。在這角度看,吉爾菲艾斯不只是參謀、心腹這麼簡單,更是一個藉進言來灌輸某種政治理念給王者的「老師」。

  第三種則是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輔助角色,以奧貝斯坦為代表。跟第二種既相似亦相反,這種王者之師是藉提出跟王者信念相左的進言,來灌輸某種政治理念給王者的「老師」。意義上就等同魏徵對唐太宗、高熲對隋文帝一樣。

  但吉爾菲艾斯和奧貝斯坦,雖然沒有真正的發生衝突,但實際上無論在政見上、立場上都是相違背的。而兩者是否都是田中的代言人,代表了田中芳樹的思考呢?這代表田中本身的政治立場的衝突嗎?在這點上,筆者是這樣看的。田中一直試圖在政治的理想和現實上找尋平衡,以這兩人正好代表了兩者的衝突。在下面的篇幅將會再談這一點。

  還有特別的第四種。這一類其實不能說是王者之師,但他卻又擔當了部份的工作,雖是一個有姓名有劇情的角色,但其作為「王者之師」角色上更接近於旁白。這種角色以《銀英傳》的楊威利和《創龍傳》的龍堂始為代表。這種角色雖然亦提出了一些作為君王的德行問題,但本身角色在故事中是代表一種反君王角色,所以就歸為特別一類。

  「王者之師」這種角色的存在意義,除了帶出王者的成長外,更重大的意義是擔當田中的代言人,這不論是三種中哪一種都是一樣的。如果每次都像《銀英傳》,單純以一種相當「硬銷」的直述方式來申述主張,這不單僵化,也令故事變得沉悶。「王者之師」的角色,除了作為將故事中的君王言行作露骨的「註解」外,田中芳樹亦透過將一些沒法透過王者的言行來申述的,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論述說出來,強化其主張。而旁白和剛才提到的第四類,則作為一種潤飾,以另一角度闡釋主張。

是角色,也是代言人

  前面已提到,「王者之師」這種角色的存在意義,除了帶出王者的成長外,更重大的意義是擔當田中的代言人。而王者這角色本身,亦是田中氏君王論的「代行人」。

  這些角色,既作為故事的角色而存在,亦是作為田中的代言人而存在。這代言人不一定是單方面的,也可以多方面的。代言人和代言人之間可以是互補互濟,亦可以是針鋒相對。這不代表田中的言論、思考是矛盾的,反而這更突顯了田中芳樹從不同方向去思考同一問題,然後透過這些代言人之間的衝突,帶出不同的思考之間的衝突。萊因哈特和楊在《銀英傳》中對帝政和共和的衝突、吉爾菲艾斯跟奧貝斯坦在政見上的分歧、在《紅塵》中,完顏亮和完顏雍這對堂兄弟在政見和性格上的衝突,凡此種種衝突和分歧,既在故事上達到推進的效果,亦可以作為一種讓讀者跟隨作者筆跡,跟隨作者思路去思考的效果。但與其說這是「啟迪思考」,倒不如說是「田中氏君王論」的闡釋。這是因為田中並沒有完全開放思考的空間讓讀者在故事完結後自行思考,而是露骨地將自己的結論在故事中鋪陳出來。當然,不同的人在看完後也不見得完全接受田中那一套,但這種將結論完整闡述的手法,卻的確有硬銷的效率。所以,與其說這是啟迪思考,倒不如說是田中政治思考的硬銷。

什麼才是作為王者的「必要條件」?

  「王之為王的資格就是做一個好國王。這是唯一的條件。」

  這是《亞爾斯蘭戰記》中那爾撒斯的名言。但何謂好國王?田中又怎樣評定?

  田中對於何謂帝王,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田中便多次藉其作品來對帝王政治作出評論,也不斷提出作為帝王的「必要條件」。如《亞爾斯蘭戰記》便是藉一個正面例子(亞爾斯蘭),《紅塵》藉一個反面例子(金國君主完顏亮),而《銀英傳》則藉新舊王朝來說明田中的「帝王」主張。一直以來,田中對於善政都讚譽有嘉,反之,對惡行暴政都是痛恨,而且苛刻的予以嚴厲的譴責、譏刺。在這種極端相對的方法表現下,使田中芳樹的「君主論」在一種「正」或「反」,「什麼是可」或「什麼不可」的形式下辯證、建立出來。

  在下面的篇幅,筆者將會以個別論點的方式來編排,為各位解說田中芳樹對帝王政治作出的評論,對於何謂「帝王」及作為帝王的「必要條件」。

正面──王者的「必要條件」

不能令人民捱餓,也不能殘虐人民

  「讓人民挨餓的國王沒有當王者的資格。」這也是《亞戰》中那爾撒斯的名言。

  再怎麼說,寶劍都只是一個象徵,王權只有在推行王者的善政和民眾的支持下才能成立。這個可以說是「田中芳樹君主論」中最基本的條件,甚至可說是核心的思想。其他的條件都只是附庸,甚至可以極端點說,其他的條件都只是為了達成這目的而存在。這條件可說是最基本的,因為這是保障了人民最基本的人權──生存權。只要你能給人民溫飽,即使你不算是好皇帝,也必不是壞皇帝。這條件的重點在:保障基本的生存權不被外來侵犯(不令人民捱餓);和不主動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權(不能殘虐人民)。就像《銀英傳》中卡介倫所言:「善政的基本就是不讓人民捱餓,因為一旦餓死了人,儘管你有多少政治的自由都是枉然的」。這樣的論調就跟中國前總理李鵬的「吃飯就是人權」的說法非常接近。一言以敝之,即是保護人民最基本的溫飽權。

  這種思想首見於《銀英傳》中,高登巴姆皇朝的結束和羅嚴克拉姆皇朝的崛起,便正是這種思維的體現。同盟軍在亞姆力札會戰的大敗,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無法給新領土的人民溫飽。眾所周知,亞姆力札會戰是以俄羅斯對抗拿破崙入侵的焦土戰略為藍本的,而這種戰略就是極端地體現「只有給人民溫飽才有統治權利」的思維。同樣地,大貴族對人民的暴虐,亦是促使舊帝國滅亡的原因。「威斯塔朗特事件」中布朗胥伯克對領地人民的施暴,與及利普休達特戰役最後的平民士兵叛亂,便是田中氏君王論中「暴政招來滅亡」的具體例子。關於這點,會在下面的篇幅再提。

  相對而言,《亞戰》中的亞爾斯蘭、《銀英傳》中的萊因哈特、《奔流》中的蕭衍、《紅塵》中的完顏雍,這些都是田中氏君主論的德政例子。所謂王道,就是要保護人民。即使你沒有王家血統,即使你只是一個篡位者,只要你施行德政,你就是好國王、好皇帝。就如《亞戰》中的奇夫所說:「如果,一國果真非立王不可,再怎麼說,仁君總比昏君來得妥當」。而擔當王者之師角色的那爾撒斯更直接點出:「正統也好,異端也罷。即使沒有帕爾斯王家血統,施行善政,為民愛戴,也可以成為很好的國王,除此之外,誰說還需什麼樣的資格?」

  田中氏君主論的基本,在於給人民生存權利。所謂「保障生存權」,也只是讓君主「不是壞皇帝」,但總的來說,田中對能為人民帶來溫飽的皇帝還算寬裕。《紅塵》中,田中借主角韓子溫的口,評價宋高宗還不算是什麼暴君。宋高宗雖猜忌臣下,登基的理由也薄弱,為了保著帝位甚至裝作看不到父兄的悽苦,將功臣誅殺來換取和平。但雖說如此,但他的和平政策卻確實為南宋帶來偏安江左,水田豐沛,再無飢餓之人,港口充斥商船的繁榮景象。因此在田中筆下,雖然對他殺害岳飛、害宗澤憂憤病死、在國家蒙難時逃到海上避難,這些種種行為予以譏刺和抨擊,但倒對他維護南宋繁華的政績予以肯定,還為他留了點顏面而沒有太狠辣的譏刺。

  所謂「君主的德政」也是一種相對的東西。再舉《亞戰》中的例子,解放奴隸,對奴隸而言是德政,但對奴隸領主而言就是讓他們破產的惡政。所謂的改革並不是讓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在以前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中獲得利益的人可能會因為改革而蒙受損失。問題的關鍵在於應該把重心放在哪一邊,而不是什麼事都可以變得更好。王者是很辛苦的角色。他會獲得什麼樣的評價不是取決於他想做什麼,而是於他做了什麼。人們不是根據他有什麼樣的理想,而是根據他為現實世界帶來了些什麼來判定他到底是明君還是暴君,是善王還是惡王的?如果不是這樣,就會有為了一己的理想而將人民當成犧牲品的國王出現了。只因為自己認定是一件好事便不計後果,以致造成了許多的犧牲者也不在乎,這樣一來,民眾就將陷於水深火熱當中了。

勤政愛民

  所謂勤政,也是相對的。但總的來說,勤政的國王大都會為社稷帶來正面的影響。正如前段所說,人民是根據國王為現實世界帶來了些什麼,來判定他到底是明君還是暴君的。在《紅塵》中有好幾位皇帝,而田中也對這些皇帝作出了品評。就像完顏雍,他的勤政就為他帶來了「小堯舜」的美譽。他誠實而正派,身為公職人員,他絕對把義務當做優先,他的事情記載於《金史.世宗本紀》之中,有的只是對他英明、仁慈和儉約精神的贊譽,是這麼一個沒有什麼可以被閒話的人。堯、舜都是古代傳說中的賢明君主,用他們來比喻雍,就已經是把雍形容為聖人了!就如《紅塵》中宗弼(金兀朮)的品評:和天才的銳氣比較起來,凡人的誠實更能夠拯救這世上的百姓。

  相較起來,其餘的皇帝便疏懶得多。遼的亡國君天祚帝,他負有亡國的責任。愛好女色和遊獵的他對國政毫不關心,在危機之際依然無為無策,最後終被崛起的金國所滅。而宋的徽宗在位時,除了享樂之外,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他成了金人的虜囚,才有了一點身為皇帝的自覺。關於這點,下面的「反面」篇幅會再提到。

  正如開首所說,田中氏君主論的基本,在於給人民生存權利。歷史上也有很多皇帝、國王並不勤政,但基於國勢、社稷人才等方面有好的根基,即使皇帝並不勤政,但國家依然昌隆。就如北宋的徽宗和欽宗,其所處的時代便為中國歷史上最富庶的時代之一。但結果如何呢?徽欽二帝最後還是成為金人的虜囚,客死異鄉。因此,所謂「保障生存權」,也只是讓君主「不是壞皇帝」。相對而言,促成國家由貧轉富的君王都是勤政的,在田中氏的君王論中,「勤政」便是由「不是壞皇帝」升格為「好皇帝」的其一條件。

  《創龍傳》第十二期〈龍王風雲錄〉中的宋太宗,便是一位勤政的皇帝,而他亦是促成了北宋富甲天下的名君。《銀英傳》中的萊因哈特,廢寢忘食,將舊體制的陋習掃除,也使他能在一瞬間便將帝國的經濟飛躍提昇,以能支持他南征北討。而《奔流》中的梁武帝蕭衍,雖晚年昏庸而招致亡國,但其開國時代的勤政,也維持了「五十年江南無事」的和平和繁榮,建立六朝文化最盛期的功績也是不可否定的。由是觀之,「勤政愛民」是作為「好皇帝」的其一條件。

納諫

  所謂納諫,也就是君王的器度的多寡。同樣地,所謂納諫也是相對的。正如歷史鑑定國王是好是壞,是基於他施政的結果,同樣的,諫言最後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和影響,是決定君王是「虛心納諫」還是「聽信讒言」的真正標準。由是觀之,所謂「納諫」的真面目,除君王本身能否有接受意見的雅量,還包括了王者本身有否判定諫言的對錯的判斷力。故田中氏君王論的「納諫」主要看三方面:一、君王聽不聽諫言;二、君王聽了後實行與否;三、君王本身有否鑑定諫言對錯的能力。

  《紅塵》中的完顏亮和完顏雍,便正是納諫與否所招來的不同結果。田中芳樹在《紅塵》中將這兩表兄弟的不同,作為其君王論的正反例證,而其中被突出的一點便是對納諫的見解。完顏亮將納諫視為軟弱,意見的討論是費時的舌戰,他認為不是以死為覺悟而發的言論,就只有害國。相對而言,完顏雍很清楚知道要聽別人的忠告。從雍的角度來看,「因反對而被殺,最後就會沒有意見了!」與其如此封住廷臣的意見,倒不如讓他們大聲議論來得好些。如此這般強烈的自制和自律心,以一個公職人來說是雍的優點。而這種對比,最後在結局形成成就的對比:完顏亮在最後關頭已沒有人再對他勸諫,使他在歧路上愈走愈深,最後眾叛親離,死於非命;而相反的完顏雍,卻因懂得虛心納諫而得到良臣之輔,不單重建了上兩代暴君留下的社稷,更使國富民強起來,在金國歷史上留下「小堯舜」的美譽。這種結局呼應了納諫的第一標準(君王聽不聽諫言),也可算是田中氏君王論的特色演繹:「明君得興,暴君招亡」。

  《銀英傳》的皇帝萊因哈特算是納諫嗎?可能大家都會認為是,但卻不然。萊因哈特只聽他想聽的,所謂納諫,也僅限於他同意的。凡超出他的矜持的諫言,他都看不進眼、聽不進耳。因此,他會忽視奧貝斯坦的進言,為了在戰場上以艦隊打敗楊威利而不惜代價,勞民傷財大動干戈;他會為了找向同盟入侵的大義理由而無視希爾德的警告,犧牲摩頓中將,讓舊貴族擄走幼帝。他已不止一次反駁了部下的諫言,不管是出兵還是親征與否,萊因哈特都只以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考量。因此,萊因哈特的所謂納諫,也只限於他本身就同意的論調,否則的話就予以忽視。由此可見,萊因哈特在田中氏的君王論中,雖然符合第一點標準,但卻過不了第二關(君王聽了後實行與否),故萊因哈特並不算是一個真能納諫的皇帝。

  相對而言,《亞戰》的主角亞爾斯蘭,便是田中氏君王論中的模範生。他了解聽取建言的重要,但也不是那種沒有主見的主君。他沒有聽信卡歇城主荷迪爾的誹謗,遺棄跟他一同作戰的隨從,也沒有誤信基蘭總督的謊言。他並不單純將那爾撒斯和達龍等人的進言囫圇吞棗,他透過自己的思考,常常作出綜合眾人建言的結論。他不像萊因哈特般完全率性而為,他會聽從建言,從前線退下避免臣下擔心,也不會只因解放鄰國奴隸的理念便大事遠征。在決定國策時,既非毫無主見,也非獨斷獨行,總會參考臣下意見。由此可見,亞爾斯蘭在「納諫」一點上,完全符合了田中氏君王論的三大標準,遠比萊因哈特更為田中氏君王論中的典範。

惜才

  「國王自己一個人是無以成為國王的。因為有部下才有國王的存在啊!」這是《亞爾斯蘭戰記》中,辛德拉老國王卡里卡拉二世在病床旁對兒子的教誨。只有懂得這道理,才能了解能臣對國家及國王的重要,進而了解惜才的重要。

  所謂惜才,除懂得任用賢能外,亦包括了善待臣下。《奔流》中的蕭寶卷,正是不懂能臣、重臣的重要性,最後便招致國破家亡的命運。《風翔萬里》中的隋煬帝,本身對英雄好漢都是欽佩的,當他看到勇將時,他會愛惜其將才而獎賞;看到勇將戰死時,也會嗚呼哀哉的惋歎。因此即使他胡作非為,仍然得到不少將領的忠誠。只是,他喜怒無常和缺乏納諫雅量的性格,卻又使他的優點被抵銷了。大隋的開國君和亡國君,也因為猜忌臣下而留下惡名,國祚也隨此而大大縮短了。

  君王往往因過度對武勇和智略有自信,對部下的才能和功績產生嫉妒。最後就因疑心、恐懼而殺了部下。難道說,國王就不能對武勇和智略有自信嗎?不然。臣下就像馬。庸臣是庸馬,能臣就是良駒。而國王就是騎手。騎名馬的騎手至少得要有和名馬差不多的速度吧?有云:良禽擇木而棲,好的君王才能吸引到賢臣。「大船要自由活動是需要寬廣的海洋的。」這也是那爾撒斯的舉例。大船無法在淺灘小溪上航行,同樣的,能臣也只在名君下才能發揮,名君就是能讓大船自由活動的寬闊海洋。因此,不單是帕爾斯的將領心悅誠服,就連外國如辛德拉人、特蘭人也心甘情願追隨亞爾斯蘭王,可見君王並非一定要靠自身的武勇和智略來治世的。「被臣子拋棄的國王是很可悲的,如同被朋友唾棄的自由民一般,也許更甚於此。」亞爾斯蘭言。因此,他可說是最重視臣下的一個田中筆下君王。

  萊因哈特也算得上是一位惜才的皇帝,而這在吉爾菲艾斯身故後尤甚。為了彌補吉爾菲艾斯死後的巨大人才空隙,萊因哈特出現一種「搜集人才」的收藏癖,常去強求將全宇宙的人才收歸旗下,以彌補在心靈和人才上的失落感。最明顯的就是常常希望將楊威利這個全宇宙惟一能擊敗自己的智將收為部下,甚至對會否做成與部下間的隙嫌也可以忽視。再來就是對比克古的招降、對休馬哈寧願逃亡到費沙而不加入其旗下而惋惜、兩度邀請修特萊的加盟。而他對死去的部將均惋惜不已,雖然有人批評在吉爾菲艾斯死後,萊因哈特對爾後的將領犧牲的惋惜都只是淺淡的,但這仍比視人命如草芥的舊貴族好得多了。只是,令萊因哈特蒙上污點的是,他犧牲了摩頓中將來製造進攻同盟的藉口,即使他對此有點耿耿於懷,但仍然改變不了犧牲部將以達目的的事實。就這一點,萊因哈特已不能拿滿分。

有慧眼、知人善用

  上段曾提過,臣下就像馬。庸臣是庸馬,能臣就是良駒。君王除了要做個好騎手外,也要像伯樂,要有能找出千里馬的慧眼。馬有些跑得快,有些跑得遠,君王也要有看出臣下長處的眼光,進而知人善用,將有能之士放在合適的地方,以發揮最大的效用,為社稷帶來最大的好處。

  《奔流》的蕭衍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南北朝時期,蕭衍就如許多貴族般,家中收養許多小童,以期在其中培育出將來有能的幕僚。陳慶之出身低微,自小就跟著蕭衍。在一次偶然之下,陳慶之跟蕭衍下了幾局棋。蕭衍從棋局中看出了陳慶之具有能夠看穿惟一勝機的才能,於是便介紹適當的導師,讓他自由出入書庫,因材施教,最後培育出「具有將略,戰可攻、攻可取,蓋可稱僅次於頗、牧、衛、霍而已」的稀世用兵家。這可說是慧眼、知人善用的典範。

  《風翔萬里》的隋煬帝,雖然沒有那種從草莽發掘人才的好眼力,但最低限度,當他發現良才時都不會怠慢,會立即招為己用。在第一次征隋大戰中拔擢沈光、赦免張須陀私開官倉之罪並予以重用,這些都是好例子。可惜,他始終有用人惟親的傾向,加上他喜怒無常和缺乏納諫雅量的性格,最後招來被重臣宇文化及弒殺的結局,這也令人惋歎。

  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用人之道,似易實難,己之所謂賢,未必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捨短取長,然後為美。知人難,用人更難。所以,懂得「用人」實比懂得「知人」更難得。再回到我常稱之為「典範」的君王──解放王亞爾斯蘭。在知人和用人上,亞爾斯蘭亦算得上是難得。在「知人」上,他比父王更懂得達龍和那爾撒斯的才能,而麾下的十六翼將,有很多也出身於民間,比之以往單純依賴將門代代繼承,部下的能力都更高。在「用人」上,先撇除宮廷畫家的任命(笑),亞爾斯蘭依據了各人的長處和個性而量才而用,如任命古拉傑擔當海軍司令、生性不能待在宮廷的奇夫擔任巡檢使、誠實謹慎的魯項為宰相,這都屬成功的任命例子。也許有人會說,這些都是那爾撒斯的功勞,但作為國王如果不同意的話,這些任命又如何成立?即使那真的只是那爾撒斯的功勞,但「賦予那爾撒斯任命權」本身,不也是一個成功的任命嗎?因此亞爾斯蘭具有相當高的政治才能是可以肯定的。

  至於萊因哈特,在知人和用人上也確實具有很高的評價。將吉爾菲艾斯收為部下,固然是最成功的,但這始終包含私情在內,不能作準。真正最成功的,其實是將雙璧和奧貝斯坦收為部下。可能大家都覺得,這三人都是毛遂自薦,但如果看不出他們的才能,即使再缺人材,萊因哈特也不可能收為部下的。而在萊因哈特昇為元帥後設立的元帥府,收歸的人才更是一時無兩,宛如唐太宗的天策府一樣。更重要的是,田中強調了這些部下的出身,都是平民或低級貴族,並非以前單純的任用世襲貴族,由此更突顯出萊因哈特知人的能力。

  但在用人上,萊因哈特的任免卻常因私情和疏忽而做成偏差。在能力上,萊因哈特對吉爾菲艾斯的任用的確沒有錯誤,但明顯帶有很大的任用「心腹」的色彩。尤其在允許吉爾菲艾斯擁有其他部下所沒有的特權,更的確是私情的結果。而錯誤任用連列肯普為帝國高等事務官、接受宋巴爾特的自薦,委以諸神之黃昏作戰的補給指揮,最後招致補給艦隊全滅、任用朗谷,使魯賓斯基的離間計得逞,造成羅嚴培爾叛變,這些都是錯誤用人的例子。而在人事配對上,萊因哈特亦作出過錯誤判決,例如讓奧貝斯坦與畢典菲爾特搭配到海尼森,便是一次極差的人事配搭,差點為帝國軍帶來不能彌補的傷害。雖然如此,但總的來說,萊因哈特的人事任命亦常有成功之處,尤其在奧貝斯坦、希爾德、席爾瓦貝爾西等人的任命上更是出色。由是觀之,在「用人」上這一點上,萊因哈特不算完美,但成績仍能算是優秀的。

有容人之量

  在某程度上,這跟另一論點「納諫」有一點重疊。因此我在這裡會跳過這一點,而專注談一談君主雅量的問題。「容人之量」、「雅量」、「胸襟」,通通都是在說同一個問題。君王的胸襟雅量,對象並不只是部下、百姓,其實可推至敵人之上。一個普通人的胸襟,那只是他個人的問題。即使他胸襟再窄,其影響始終有限。但君王卻完全不同。他一句說話,便可興兵遠征;一句說話,便可加賦增稅。因此,在田中氏君王論中,君王個人的胸襟,重要性絕對不低。

  再以「君王典範」亞爾斯蘭作例子。亞爾斯蘭的胸襟,完全是超現實的。他那種以德報怨的精神,就如儒家哲學般宅心仁厚。在戰場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所以在戰場上死掉的敵將便先撇開。但即使是如何可惡的對手,在被俘虜後,從沒有一個是被殺死的。在基蘭港多番作惡的夏加德、魯西達尼亞的國王伊諾肯迪斯、魯西達尼亞王弟吉斯卡爾、矢志復仇的席爾梅斯,這些人物對帕爾斯、對亞爾斯蘭而言,都算得上是仇人或危險人物。但亞爾斯蘭通通以德報怨,予以生路,並不趕盡殺絕。這種胸襟,也許被評為婦人之仁,但那種不恃強凌弱,趕盡殺絕的胸襟,作為國王,實在是百姓和社稷之福。

  萊因哈特倒算是矛盾的人物。如果與連列肯普比較,他的胸襟確實是大得多,這是連楊威利都承認的。但他卻始終對楊、楊艦隊有種執著,因此到了最後,仍然渴望跟楊在戰場上一決雌雄。他的胸襟完全是因人而異的。對著些跟他個人矜持相違背的人,如帝國舊貴族、同盟的腐朽政治家、反覆無常的小人,萊因哈特對這些的容忍力非常低。反之,一些他能敬重的人,如惟一能擊敗他的楊威利、同盟的老將比克古、寧願流亡也不願投降苟且的梅爾卡茲和舒馬哈,甚至是叛變,但卻是憑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叛變的羅嚴培爾,萊因哈特都予以尊重。即使他的雅量有一些矛盾,但總的來說並不能否定他是很有容人之量的君王。

  但所謂容人之量並不是無條件的寬恕所有人。這不是胸襟,而是不公。在下面的篇幅,便會談到君王施政公平的問題。

公正

  「……..政治清明的二大要素就是『消弭不公平現象』與『改善社會治安』。」這是解放王亞爾斯蘭的發言。萊因哈特亦曾說過:「體制上要博取民眾的信賴有二:公平的裁判和公平的稅制,僅此二者。」

  由此可見,「公平」、「公正」,在田中氏君王論中是非常重要的。

  先撇除兩段名言中提到的社會治安、裁判和稅制的問題,因為那是行政上的問題,現在要談的是「公平公正」這一點。公平、公正,在田中氏君王論中是非常重視的核心思想。因為它也是守護民眾的另一基本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權。田中對於社會的公正,有一種近乎理想化的潔癖。由《銀英傳》中的腐朽舊貴族、愚民政治家,到《亞戰》中的解放奴隸政策,再到《紅塵》中完顏亮和雍二人的施政對比,著著顯示出,田中對公平社會的熱愛和追求。

  《紅塵》中提到,金國的諜報戰能力遠遜於南宋,最重要的原因,除了文化差異外,金國的人口中漢族佔了七成,宋的間諜往往因為漢人的幫助而輕易潛入。有廷臣曾對完顏雍進言提高諜報者待遇來提高競爭力。但完顏雍對此一笑置之,並說如果一個國家會因間諜而滅亡也是無可奈何,只要施政能公平對待漢族,自然不會有私通宋國的人,這才是正道。也許有不少人會嘲笑世宗是不知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但實際上完顏雍在位時,正是金國最安定充實的時候。而且受他統治的漢人,甚至還將他和古代的聖王相提並論。

  萊因哈特大力推動刑法、民法的公平和稅制的改革,同時將往昔貴族所獨佔的莊園、田稼免費賜給農民,並解放莊園的農奴。以前貴族所獨佔的宅邸也改改建成醫院或福利設施,開放給平民使用。民眾自然都站在萊因哈特這一邊。亞爾斯蘭登基後,奴隸制度被廢止了,人口販賣被禁止,腐敗的神官也一掃而空,「解放王的審判」後來也成為代表「公平的審判」的意思。亞爾斯蘭解放奴隸之餘,還給予資金、田地、教育予他們,讓他們自力更生。國庫支出龐大的資金讓奴隸自立,開拓荒地、廣闢農地、興建水管路和屋舍,開拓的土地三年後就成了他們的私有地。他還致力於使貴族和諸侯的莊園解體、把土地分給農民、幾乎全面廢止神官的特權等。那爾撒斯「培育自耕農,增加中產階級,使王權穩定」的政策正好跟萊因哈特的不謀而合:援助弱勢社群、解決貧富懸殊、去除強勢對弱勢的無理欺壓、公平給予強者和弱者平等的機會。

  田中眼中的「公平」,並非如共產主義般非現實,而是理想和現實二者並存的。所謂王者,就是實施比過去更公正的統治。所謂的公正統治,並不是單純的要讓所有人得到好處。朝霞和晚霞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到一切東西的。就如法庭的判決,雙方都覺得公平的判決不是沒有,但永遠都會有敗訴的一方覺得不公平的。難道這樣的判決就是不公平嗎?亞爾斯蘭的解放奴隸政策,正好反映了事實:如果奴隸自由了,諸侯們就會失去擁有奴隸的自由,在以前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中獲得利益的人可能會因為改革而蒙受損失。對奴隸公平了,對奴隸領主是否不公平?因此,所謂「公平治政」,問題的關鍵在於應該把重心放在哪一邊,而不是什麼事都可以變成最好。王者就是要在這種矛盾中,找出對雙方最公平的路線,而不是對某一方最好的路線來施政。

  「要把完全的正義廣施於天下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即使我們不能把不合理的事情都剷除,但至少可以使它減少。」這是那爾撒斯另一名言。援助弱勢社群、解決貧富懸殊、去除強勢對弱勢的無理欺壓、公平給予強者和弱者平等的機會,王者無論是透過社會政策、裁判還是稅制的方式,其最終目標都是務求在有限的現實環境中達到最好、最大、最多的好結果。因此田中反對門閥貴族的特權,反對同盟愚民政治家的專制施政,反對欺壓本該自由的奴隸,反對欺壓弱小國家、組織的鐵達尼亞,並在其作品中予以推翻。而田中筆下的君王,不管是亞爾斯蘭還是萊因哈特,都正是努力推行善政,以將社會朝更公平公正的理想走去。

恪守信義

  人無信不立。國王無信更不可能使人民信服。仁、義、禮、智,是先秦哲學家孟子提出的四善端,後來加入「信」而成為「五行」、「五法」,五者並列,無分高低,可見「信義」在儒家哲學中的重要性。《銀英傳》中,米達麥亞某次跟奧貝斯坦激辯時,便曾有過這樣的發言:「要靠謀略來立國嗎?只有靠信義才能夠立國。至少,如果沒有這種意識的話,要用什麼去向人民和士兵解釋新王朝存立的意義在哪裡。」這正好點出田中對信義的信奉。

  事實上,田中對信義的信奉在其筆下的君王中也反映了出來。《紅塵》的完顏雍,在部下黑蠻龍引薦下,承諾與南宋間諜韓子溫見面。面對本該是敵人的韓子溫,完顏雍不單不予以逮捕或告發,反而更送通行證來協助對方安全回到南宋。登基後也恪守承諾,對外,在跟南宋定下和約後,終其一生再也沒對南宋用兵;對內,則對登基前予以協助的部下給予回報,在後世留下金國名君的紀錄。

  解放王亞爾斯蘭更是其中的表表者。登基前,即使他無權無勢,甚至連王位繼承的機會也變得渺茫時,亞爾斯蘭仍願意許下艱難的承諾,並盡其所能達到。如應允艾絲特爾不殺魯西達尼亞的國王之餘,更不問賠償,任其安全回國。而在登基後亞爾斯蘭亦照樣恪守承諾,第一、解放了全國奴隸;第二、任命那爾撒斯為宮廷畫家。諸侯的政治力和經濟影響力,比奴隸多得多。但亞爾斯蘭並沒有因為諸侯的壓力而背叛了承諾,依諾解放奴隸之餘,還給予資金、教育予奴隸,讓他們自力更生。因此而讓亞爾斯蘭充分得到了這群解放了的奴隸的民心。其次,依諾任命那爾撒斯為宮廷畫家亦是重要的一點。這任命重要的地方,不在任命誰是宮廷畫家一事上,最重要的,是突顯了亞爾斯蘭不為外界任何反論,堅持恪守對功臣的承諾。這事給予所有臣民一個重要訊息:只要你們忠心於我,我會遵守任何對臣下、人民的承諾。這訊息比任何威逼利誘更有效果,讓臣民信服愛戴之餘,更能維繫人民和諸將的向心力和忠誠心。這正好呼應了前段米達麥亞的話:只有靠信義才能夠立國。

 

  說完正面的王道,在下面的篇幅會開始探討反面的施政──王者的「切忌」。可能在論點上會跟上面的篇幅重疊了,我會盡量避過重疊的部份,將田中筆下的「反面教材」作一個介紹。

 

反面──王者的「切忌」

暴虐

  「暴虐」,在田中氏君王論中是最十惡不赦的部份。

  在上面「正面」的篇幅已提過,君王的責任,就是保障了人民最基本的人權──生存權,保障基本的生存權不被外來侵犯(不令人民捱餓);和不主動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權(不能殘虐人民)。這條件是最基本的,因只要君王能給人民溫飽,即使不算是好皇帝,也必不是壞皇帝。

  而暴虐的施政,正是違反這原則。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暴君當誅」的說法。而田中也繼承了孟子的思維,對暴君深惡痛絕。這種痛惡,在其作品中更是表露無遺。在《奔流》和《紅塵》中,田中對暴君的抨擊最是強烈。在《紅塵》中,田中甚至對暴虐的完顏亮有這樣的抨擊:「好色的天子可以原諒,但毒害天下的暴君則絕對不可原諒!」

  田中在《銀英傳》中提到,對明君而言,最大的課題便是維繫明君的聲名於不墜。以明君的姿態出現而能不以昏君或暴君的結局收場者實在少之又少。一個君主在接受歷史的審判之前,必得先承受得住自己精神上的衰弱。立憲君主可以把一部份的責任委任給憲法或議會,但是一個專制的君主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度量及良心。如果是一個打一開始就欠缺責任感的人或許還比較好收場,倒是那種想當個明君卻屢遭挫折的人往往會成為最壞的暴君。這也反映出田中對走向暴君之路的名君所表現的悲哀。

  田中從史料中,整理出這些暴君的惡行,並藉在作品中揭示,狠狠予以抨擊和諷刺。在《紅塵》和《奔流》中,田中引述了很多史料以作佐證。這一段是從《紅塵》中抄出來的片段:「在清朝趙翼所著的《二十二史劄記》中,〈海陵之荒淫〉一章(海陵為完顏亮死後之名)就記錄著完顏亮將同族女性加以姦淫的事,犧牲在他手下的女性之名亦記於其中。」。「欲自立則誅其君;欲伐國則弒其母;欲奪人妻則殺其夫!」、「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這都是《金史.海陵本紀》中對完顏亮的記述。

  在《奔流》中亦是如此。田中藉著角色之口,對南朝齊最後一位皇帝蕭寶卷作出不容赦的指控:「什麼天子!是天子就該像個天子才是!!」。南齊第六代皇帝蕭寶卷,在歷史上稱之為「東昏侯」,因為他確實是昏庸而無能。寶卷受亡帝的寵愛而長大,完全不知自制心為何物,即使是在父帝的葬儀之中,也可以因為一名廷臣的失態捧腹狂笑起來,完全不顧葬儀中嚴肅的氣氛。寶卷喜歡在深夜飲酒騎馬,甚至跑到皇宮外去。而且不光是跑跑就算,當他看到行人時,就會誣陷為可疑的人抓起來審問。他還驅馬上前,任馬蹄踢踏無罪的男女造成死傷。而造成民眾決定性反感的,則是一名臨月的孕婦為寶卷的馬踢死的事。不幸的孕婦被踢到連胎兒都破腹而出,最後母子兩人慘死,丈夫亦身受重傷。寶卷甚至把破腹而出的胎兒當成稀奇的展示物。民眾無不暗地裡罵道:「什麼天子!是天子就該像個天子才是!」

  也許這並不只是君王要注意的事,事實上,這根本就是統治階級最不可作的事。在《銀英傳》中,門閥貴族對人民的暴虐,亦是促使舊帝國滅亡的原因。建國伊始,銀河帝國便殺害了不少共和主義者,而無辜的被牽連者更是多不勝數,其後亦以白色恐怖來統治了數百年。數百年來,帝國的民眾都忍受著皇室、門閥貴族的橫徵暴歛。在利普休達特內戰伊始,希爾格爾.瑪林道夫就預言,門閥貴族對人民的暴虐,必是最後促使貴族聯合軍敗亡,帝國舊體制滅亡的原因。「威斯塔朗特事件」中布朗胥伯克對領地人民的施暴,與及利普休達特戰役最後的平民士兵叛亂,不單引證了希爾德的說話,更是田中在作品中將其君王論中「暴政招來滅亡」這論點作一演繹的結局。

令人民捱餓

  在剛對上的篇幅已提過,君王的責任,就是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不被外來侵犯。而給予人民溫飽權,正是君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責任。這是最基本的條件,只要能給人民溫飽,才不致成為壞皇帝。

  好像一直在說廢話,現在回到正題。在前面的篇幅已提過,《銀英傳》中同盟軍在亞姆力札會戰的大敗,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無法給新領土的人民溫飽。眾所周知,亞姆力札會戰是以俄羅斯對抗拿破崙入侵的戰略為藍本的,而這種戰略就是極端地體現「只有給人民溫飽才有統治權利」的思維。中國有一句很有見地的說話:「民以食為天」。對,中國自古以來的人民叛亂,究其因均只是人民想追求一點溫飽而已。就如帝國民眾在同盟軍高唱解放之時的回答一樣:「在什麼政治權利之前,我希望能先給我們生存的權利吧!在自由和平等之前,可不可以先給我們麵包和牛奶呢?」對的,任憑同盟軍給予民眾多少政治權利,沒有食物,一切均是徒然。把「同盟軍」換成總統、總理、首相,還是君王、皇帝,其道理不都是一樣的嗎?

  沒有一個朝代、沒有一個君王的治政期間是沒有天災、饑荒的。問題不在於天時,而在於君王的治績。《風翔萬里》中的隋煬帝,朝廷的官倉不知儲了多少米糧。在其父隋文帝的時期,國泰民安,儲糧多得可以腐壞了。但是,在隋末出現饑荒的時期,隋煬帝卻沒有開倉救人,而在叛軍四起,生產停頓時,亦沒有開倉救濟。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滅亡,跟所謂天災人禍根本沒有關係,最重要的,始終是君王的治政問題。

  同樣的,前朝的社稷崩解,跟國家的滅亡一樣沒關係。《紅塵》的完顏亮,雖然其前任君王的暴政使國家陷入絕境,但他卻沒有盡過什麼力去解救國家。相對而言,世宗皇帝完顏雍,登基後卻將國家重新建設起來,人民亦得以溫飽。完顏雍在歷史上有著「小堯舜」的稱號。堯、舜都是古代傳說中的賢明君主,用他們來比喻雍,就已經是把雍形容為聖人了!既然是聖人,那他的傳記有沒有趣就無所謂了。畢竟,在熙宗和亮兩代的暴君之後,金帝國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而世宗的任務,就是像醫師一般地替國家療傷,其業績當比個性有更重的評價才是。因此還是那一句:一個國家的興或亡,跟所謂天災人禍根本沒有關係,最重要的,始終是君王的治政問題。

不能接受建議批評

  擁有生殺大權的君王,一念間便可決定臣下的生死。一個君王有否訥諫的雅量,往往是決定是名君還是暴君的其一指標。

  田中在《風翔萬里》和《紅塵》中,便以兩位君王作例子來說明。《風翔萬里》的隋煬帝和《紅塵》的完顏亮,都有好大喜功、浪費、性好女色、富有才能、充滿自信等特點,而他們也正好是反面的例子。完顏亮聰明機智,可說是天才橫溢。但這種天才反而讓他走上不歸路。「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這是《金史.海陵本紀》中對完顏亮的記述。「不管說什麼都不用害怕被殺,結果宋的士大夫們就在無益的舌戰上費時,只知責怪他人,卻不會自己負起責任行動。像這樣不是以死為覺悟而發的言論,就只有害國而已!」正是這種自信使完顏亮眾叛親離。過份自信,使他倆都自以為可以憑一己之力完成先祖沒法達成的宏業。隋煬帝三征高麗,完顏亮南伐宋國,都是這種心態的結果。正正因為他們沒有那種接受反對聲音的胸襟,廷臣因反對而被殺,最後就會沒有意見了。「余可不是軟弱的宋人,余可是會因言論而殺士大夫的!」完顏亮自以為自己的威嚴讓廷臣們害怕,但事實並不是這樣,是廷臣們放棄了亮。這一點完顏亮並不知道,但其他人都清楚的很。

  《奔流》的蕭寶卷也是一樣。本來亡帝考慮到寶卷的年幼而指名了六位重臣負責輔助寶卷,然而他們卻對寶卷昏庸的行徑感到失望,即使是勸諫也無效,因而開始疏遠。只是寶卷的昏庸無道已達不能忍受的境界,最後寶卷甚至將六位重臣逐一殺死,確立了宮廷內的獨裁政權。十七歲的皇帝,由於再也沒有能夠勸諫或是制肘的人,因而開始了他的胡作非為。結果當然是招來亡國的命運。

  在前面的篇章已提過,所謂納諫是相對的。諫言最後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和影響,是決定君王是虛心納諫還是聽信讒言的真正標準。所謂納諫,除君王本身能否有接受意見的雅量,還包括了王者本身有否判定諫言的對錯的判斷力。

  《亞戰》中亞爾斯蘭的父王安德拉寇拉斯,就是因為沒有看出達龍和卡蘭之間的諫言孰對孰錯,才會招致亞特羅帕提尼平原會戰的慘敗。在這以前,安德拉寇拉斯否決了那爾撒斯解放奴隸、懲治神官的進言,也否決了亞爾斯蘭謹慎行軍的進言。並非要在這裡指摘安德拉寇拉斯,而是想指出面對二擇問題時君王的責任。基於君王制是「國王一人說了算」的制度,故君王的判斷力無論對國家的政治、軍事還是經濟,都有極大的影響。即使是天底下最聰明的名君都有過錯,問題只在過錯的多少。聽取更多的進言,廣開言路之餘,君王亦要努力培養更準確的判斷力,只有這樣才能在不同的建言中找出最好的方向。

  只是,何謂對社稷最好?納諫真的代表一切?《銀英傳》的魯道夫大帝,對心腹──內政大臣亞倫斯特.法斯特隆非常信任,而由二人設立的社會秩序維護局支配了銀河帝國差不多四百九十年。這種納諫,是否對國家最好?魯道夫又是否名君?「怎樣才對社稷最好?」這問題在不同時代、在不同時候、對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社會秩序維護局確實讓銀河帝國存活了近五百年,亞倫斯特.法斯特隆的諫言確實令銀河帝國長治久安。這是否違反人權、人道、民主,卻是另一個問題了。國家應該效忠君王還是人民?這已是另一個政治層面的討論,在此暫時不作討論。

疏於朝政

  這好像是中國歷史科考題中,問及國家滅亡原因的必然答案之一。「君王」也可算是一種職業吧?有廢寢忘食的皇帝,也有天天不早朝的國王,問題是當事人選擇以怎樣的態度去工作。換個概念說,疏於朝政的國王就是怠忽職守的員工。不管是老闆也好,員工也好,在「國王一人說了算」的君王制度下,疏於朝政的國王對國家來說只有害無利。

  高登巴姆王朝第三十六代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登基前已經是夜夜笙歌,在繼承皇位後亦對國事漠不關心,終日沈溺於酒精與漁色,或是宴會、田獵、園藝等興趣之中。雖說高登巴姆王朝並非在其任間終結,而王朝的結束他也沒有直接的責任,但其疏於朝政卻使官員、貴族階級停滯於安逸和苟安,帝國空有大片的疆土而毫無紀律和體制可言,最後也使王朝走向末路。

  《紅塵》中遼的亡國君天祚帝,正好因疏於朝政而負有亡國的責任。愛好女色和遊獵的他對國政毫不關心,在危機之際依然無為無策。最後金軍鐵騎一到,整個國家便土崩瓦解了。而宋的徽宗在位時,除了享樂之外,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他成了金人的虜囚,才有了一點身為皇帝的自覺。而最後二位皇帝都在金國的囚牢中渡下餘生。《風翔萬里》的隋煬帝也是如此。在大隋帝國陷於亂局之際,隋煬帝只待在江都玩樂,對國政既不關心,亦沒有嘗試任何解決辦法。最後當然亦令國家走向滅亡之路。

  雖說疏於朝政是君王所應避免的,但說到底這也不算是十惡不赦的罪行。再者,勤於朝政也不代表一定能令國家富強,始終這也是要看施政的方向正確與否。只是,正如勤力的學生總比懶惰的能得到較好的成績一樣,疏於朝政始終對國家來說只無利有害。

窮兵黷武

  『古來大兵大役者未以民怨沸騰而喪國身亡者無』。

  這是《紅塵》中清代史家趙翼的記載。田中在書中還將自己對這番話作更深入解釋,對窮兵黷武的皇帝狠狠加以撻伐:「自古以來,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權力者,最後多是因為引起人民的怒火而使國家和自己滅亡的,但為何這些當權者卻又不斷地重覆這樣的愚行呢?趙翼筆下的怒氣歷歷可見:權力者是不會從歷史中學會教訓的!」

  募兵要錢,即使徵兵也要錢。補給要錢、糧餉是錢、軍備也是錢,這些都是沒有許多資金辦不成的!士兵去了打仗,原本的崗位沒了人就不能生產,農民不生產就沒糧食,工人不生產就沒物資;糧食物資少了就少稅收,糧食物資少了就會有通貨膨脹,造成貨幣的品質低落,二重三重地增加人民的困苦。問題環環相扣而生,對國家的影響焉能不大?

  觀乎田中的作品中,主角十居其九都是戰爭中被侵略的一方,像《銀英傳》般以侵略方為主角的作品實在少之又少。而在田中的筆下,這些侵略者大都不能得逞,不是損兵折將而回,就是客死異鄉。由此可看出田中的反戰思維,單憑一套《銀英傳》便認定田中是軍國主義者實在是非常無知的說法。

  田中筆下窮兵黷武的君王都沒什麼好下場,萊因哈特其實只是一個異數。其實帝國軍能橫掃整個銀河,最重要的原因並不是國家的急速建設,而是僅僅抄了大貴族們的資產而已。即使如此,萊因哈特依然無法解決很多問題,財務尚書李希特、民政尚書布拉格也確實曾上諫反對萊因哈特大動干戈的軍事浪費。事實上,只是田中芳樹為了營造英雄主義的感覺而刻意忽視很多民生問題而已。

  除了《銀英傳》這異數外,所有田中筆下窮兵黷武的君王都沒一個有好下場。《馬法爾年代記》的雷霆大帝卡爾曼,南征北伐雖然所向披靡,但卻招來四方諸國的恐懼而聯手攻擊,一次的敗北,差點令自己和國家無力翻身。在《鐵達尼亞》中橫掃宇宙的鐵達尼亞家族,凡事都以大興干戈解決的結果,竟造就了反鐵達尼亞的誕生,其後更每每大敗,損兵折將而回,最後更弄至分裂的結果。《亞普菲爾蘭多物語》(阿菲蘭大冒險)中的德軍,對小國阿菲蘭大動干戈,結果亦要鎩羽而回。《亞戰》的魯西達尼亞、特蘭、邱爾克、密斯魯,每一個入侵者不但都要鎩羽而回,魯西達尼亞和特蘭國王更是因此而命喪異鄉,前者還幸國王骨灰能回國,王弟也能逃命回去,但後者卻連屍骸都被魔道士奪去,可說是死不瞑目了。

  而《紅塵》和《風翔萬里》更是最典型的例子:隋煬帝和完顏亮都好大喜功,自以為可以憑一己之力完成先祖沒法達成的宏業。隋煬帝三征高麗、完顏亮南伐宋國,招致累民傷財、國政日非、民不聊生,最後更民變四起、被反對者殺害,這些都是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惡果。

窮奢極侈

  這好像也是中史考題的必然答案。「家天下」的思想影響不少帝王,而治權和主權的分別也一直沒有分清。正因為君王愛將國家財產視為私產,才會做成加劇歷代君王窮奢極侈問題的結果。

  就如前文所說,即使士兵不用打仗,但將資金和生產力改為建築宮殿、庭園,原本的崗位沒了人就不能生產,農民不生產就沒糧食,工人不生產就沒物資;糧食物資少了就少稅收,一項一項的動搖國家的根基。祖宗留下來的家產、國庫掏空了怎麼辦?資金還不是徵重稅、充公家產,搜括民脂民膏而來?

  不知為何,亡國的君主幾乎沒有例外地均是如此。《奔流》的蕭寶卷,雖然對政治沒有興趣,但卻對建築和造園異常地喜好。建築豪華的宮殿、規畫廣大的庭園,這些都是沒有許多資金辦不成的!而或是徵取重稅,或是殺死富豪沒收其財產,造成貨幣的品質低落,二重三重地增加人民的困苦。四處而起的怨嗟之聲當然傳不到寶卷耳中,寶卷的日常生活依然十分地昏亂。他投入了巨億的國費新築後宮,在庭園的步道上敷以黃金製成的蓮花。為了天子的浪費,只好向民眾課以重稅,最後終於有一天掘到寶卷的腳下,民變四起,將士叛變,被親近所殺害。

  完顏亮也是如此。「運一木之費,以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以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彩,一殿之以之,億萬以計。」這是《續通鑑綱目》上的記載,完顏亮動員了數十萬民眾,投入了無數的金錢來建造豪華的宮殿。大規模的工程、大規模的出兵,兩者都是權力者常做的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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